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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大法学博士,哈佛法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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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布利乌斯的不朽遗产  

2011-02-12 09:37: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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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布利乌斯的不朽遗产

 

由民主在埃及想到民主在美国和民主在中国的问题,旧文重贴。

(原载《中国法律人》2004年12月号“法律家”专栏) 

仝宗锦

 

在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笔下,普布利乌斯是一位挽救了共和国的高尚优秀的英雄,是共和制的坚定信仰者。他遇事维护正义,正直敢言、肝胆相照;每临救穷济困,他慷慨大方、乐善好施。他大权在握和身居高位,却能倾听坦率诚挚之言,不为阿谀奉承所动。他不仅希望自己,也希望执政机构抛掉凛凛的威风,谦恭和悦地对待大众,因此他废除了侍从官束棒上的斧头,并且当他来到人民集会的会场时,侍从官的束棒都要朝着人民大众倾斜低垂,以此着重表明民主的威严。人们愉快地服从他,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治理。人们称呼他为“普布利科拉”,意即“人民敬爱的人”。古罗马史家李维在其《罗马史》中描述道:“(他)在战争与和平的艺术方面被海内外公认为是最杰出的罗马人,正当他处于荣誉的顶峰时,与世长辞了。但是他经济拮据,缺少殡葬的费用。罗马公民一致同意共同出钱殡葬他的遗体。妇女们也私下一直同意为他志哀整整一年。”

 

若干年后,“普布利乌斯”成为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7-1804)、约翰·杰伊(1745-1826)、詹姆斯·麦迪逊(1751-1836)三人为争取美国新宪法草案获得批准而在纽约报刊上撰文的共同笔名。1787年制宪会议刚刚开过,汉密尔顿立即投入了一场艰巨的任务,以保证纽约州对新宪法的批准。他先约了杰伊,然后在邀请其他人碰到钉子后又找到了麦迪逊,三人共同合作,对新宪法的内容和意义作出了雄辩的阐明和评论。这些文章主要出自汉密尔顿和麦迪逊之手,杰伊只写了很小的一部分。尽管两位主要作者在个人意见甚至在后来的事业中都有着很大的分歧,但崇高的公共品质使得他们在《联邦党人文集》中保持了基本观点的一致。事实上,制宪会议产生的新宪法草案本身就是一个各方意见的妥协文本,它和任何一位制宪会议代表原来的想法都不相同。

 

汉密尔顿选择“普布利乌斯”这个笔名并非偶然,他对笔名的起法相当重视,认为笔名必须能够表达作者的意图。在“普布利乌斯”出现之前,出现过一系列署名“恺撒”的倡导宪法的文章,但遭到了人们的冷遇。因此,汉密尔顿希望他们能以普布利乌斯而非恺撒为榜样为自己的国家尽心竭力:虽然恺撒和普布利乌斯都是强者,但前者毁灭了一个共和国,而后者则以自己的勇敢、智慧和美德拯救了一个共和国。

 

18世纪的普布利乌斯同样成功了。不仅如此,他还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思想遗产。托克维尔说:“《联邦党人文集》是一部好书,尽管它是专为美国而写的,但亦为全世界的国务活动家所必读”。不仅如此,事实上正如阿克曼教授所说,“不仅值得美国人读而且值得所有思想者读”。普布利乌斯提出的问题至今依然振聋发聩:“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

 

在《联邦党人文集》的第1篇文章中,普布利乌斯列出了自己一系列文章的提纲:(1)联邦对你们政治繁荣的裨益;(2)目前的邦联不足以维持联邦;(3)为了维持一个至少需要同所建议的政府同样坚强有力的政府的必要性;(4)新宪法与共和政体真正原则的一致;(5)新宪法与你们的州宪法是相似的;(6)以及,通过新宪法对维持那种政府,对自由和财产的进一步保证。普布利乌斯提纲中的前三个大标题之下的文章主要涉及一个主题:即如何对待联邦这个急迫的政治问题——说明联邦的可行性,邦联的缺陷,以及何种政体才能实现联邦的目的。其余的文章则都是说明,他所倡导的新宪法领导下的联邦是适合上述目的的,这个宪法与共和政体的真正原则是相符的。后面这点可以视为普布利乌斯最艰巨的政治任务,同时,这也是他最重要的理论学说。我们可以发现,在全书中,上述提纲中的(1)共有14篇文章,(2)共有8篇文章,(3)共有14篇文章,(4)共有48篇文章,而(5)和(6)合起来只有一篇文章。因此,《联邦党人文集》的宗旨在于倡导一个崭新的真正共和体制,同时对于与此有关的联邦架构的性质作出回答。

 

普布利乌斯的这种写作策略与当时关于宪法争论的具体背景直接相关。当时关于新宪法的争论焦点,基本不涉及在君主制、贵族制或共和制几种政体之间的选择问题,因为独立以来,美国邦联中的十三个州事实上分别都已采纳了共和制。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的争论核心在于是否削弱和降低各州的权力,以及巩固和加强中央联邦政府的最高权威。反联邦党人认为,惟有州政府,而非某种庞大的中央政府,才能有效地实行自由和共和政体,而这个论点的理论基础则是一个被广泛相信的观念,也即孟德斯鸠的理解:只有小型的国家才能享受共和政体。孟德斯鸠说过,“一个共和国,如果小的话,则亡于外力;如果大的话,则亡于内部的邪恶。”因此,普布利乌斯的根本任务并不在于从头仔细论证共和制的优点,而在于证明联邦新宪法草案比原来的邦联体制更符合共和的真正原则。

 

普布利乌斯在第9篇中通过纵观政治史分析了古典共和制的弊端。他指出:“在阅读希腊和意大利一些小共和国的历史时,对于一直使它们不安的骚动,以及使它们永远摇摆于暴政和无政府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连续不断的革命,没有恐怖和厌恶的感觉是不可能的。如果它们显示出偶然的平静,那只不过是接着而来的狂风暴雨的暂时对照。假如时常出现幸福的间歇,我们看到时还是有惋惜之感,因为想到我们眼前的愉快景色不久就会被暴乱和激烈党争的巨浪所淹没。”不过,普布利乌斯深信共和国中的自由和秩序可以兼得,他说:“专制政治的拥护者,从玷污那些共和国历史的动乱中提出论据,不仅反对共和政体的各种形式,而且反对公民自由的原则。他们诬蔑一切自由政府都是与社会秩序不相协调的,并且对自由政府的赞助者表示幸灾乐祸。对人类来说,幸运的是,在自由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多年来欣欣向荣的巨大组织,用少数光荣的事例就驳倒了他们的悲观诡辩。我相信,美国将是另外一些同样壮丽的大厦的广泛而坚固的基础,这些大厦将是他们的错误的同样永久的纪念物。”

 

普布利乌斯在著名的第10篇文章中陈述了“医治共和政府最易发生的弊病”的良方。对普布利乌斯而言,治理的主要问题是对“党争”的控制。他理解的“党争”就是“一些公民,不论是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趋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的利益。”他说,消除党争危害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消除其原因,另一种是控制其影响。其中,消除党争原因又可以分为两种方法:一种是消除其必不可少的自由;另一种是给于每个公民同样的主张、同样的热情和同样的利益。关于消除党争原因的第一种方法,他认为这比弊病本身更坏。他的比喻生动而犀利:“自由于党争,如同空气于火,是一种离开它就会立刻窒息的养料。但是因为自由会助长党争而废除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自由,这同因为空气给火以破坏力而希望消灭动物生命必不可少的空气是同样的愚蠢。”关于消除党争原因的第二种方法,普布利乌斯认为这是做不到的,他认为,这种指望人们绝对平等而一致的想法同样是愚蠢的。由此,普布利乌斯得出结论说,党争的潜在原因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因此,党争的原因不能排除,只有用控制其结果的方法才能求得解决。

 

而在控制党争结果的方法中,普布利乌斯认为纯粹的民主政体(这里指由少数公民亲自组织和管理政府的社会)不能制止派别斗争的危害。而以代议制为基础的共和政体则可以实现控制党争危害的目的。普布利乌斯认为民主政体和共和政体的两大区别是:第一,后者的政府委托给由其余公民选举出来的少数公民;第二,后者所能管辖的公民人数较多,国土范围也较大。事实上,普布利乌斯所赞同的这种代议制的共和政体正是新宪法草案所规定的联邦架构,同时也是他所提供的医治古典共和病的药方。

 

在反联邦党人看来,“党争”问题的根源在于腐败;解决的方法是控制党派精神和限制当选代表的权力。在他们看来,那些与人民接近的、当地选出来的代表不会违背人民的利益。公民及其代表的美德是反对“党争”的保证。而普布利乌斯则把腐败问题转化为纯粹的党派问题。他们认为产生党派的“腐败现象”乃是自由和人类不平等的自然的、尽管是不受欢迎的产物。这种重新作出的定义意味着治理的基本问题不可能由传统共和主义的教育和管束美德的方法解决。而且,“党争”问题似乎在小的共和国里最严重。因为在一个小的共和国里,一个自私自利的集团很容易攫取政治权力并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分配财富和机会。实际上,在普布利乌斯看来,这正是独立战争以来在各州曾经发生过的情景。

 

普布利乌斯对于大共和国以及代议制的强调,实质上是使一个共和国复合化,从而使自治能够运作于不同利益集团构成的政府中,而不是依靠一个单一制共和国所固有的一元化的安排。以此方式,多个政府单位的范围和适当结构能够医治共和病的根源与传播,它允许多个共存的群体表达其利益,在此没有任何利益群体有必要去否定或者支配其他利益群体。普布利乌斯第10篇文章的结尾写道:“因此,我们发现,在联邦的范围和适当结构里,共和政体能够医治共和政府最易发生的弊病,根据我们赞成共和政体,并以此自豪的程度,我们应该以相应的热情拥护联邦党人的精神,并支持他们的人格。”

 

我们看到,普布利乌斯在对旧共和病医治的过程中,不仅阐明了新宪法所规定的联邦架构更符合真正的共和原则,从而回应了反联邦党人的批评,而且还为一种大共和国的共和政体方略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普布利乌斯看来,通过自治、代议制、联邦架构、三权分立、两院制等等制度设计可以解决一个大共和国的固有问题,而无须依靠(也不可能依靠)古典共和理论中非常关键的公民美德。普布利乌斯的理论以及其后美国的宪法实践雄辩地使人们相信,完全有可能创立这样一种政治体制:对外,它的强大足以显示其团结一致的方面;对内,所有各州在其内部事务问题上享有其公民权利所要求的那种高度自治。同时,权力在联邦政府和州之间的扩散可以视为对于个人自由、财产等权利的妥善保障。最后,由于分权制度内在的制衡,将权力集中于某个机构或个人(无论是总统或议会)都不会导致暴政的出现。简言之,这种政治体制既能保证大共和国的自由和秩序,又能使之长治久安。

 

由此而言,普布利乌斯的思想遗产不仅是民族的,而且更是世界的,尤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更具有重大而直接的借鉴意义。回顾中国的历史,改朝换代,治乱循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都是“机遇和强力”而非“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的结果。我们总无法找到一条自由和秩序兼得的发展路径;我们当然并非没有“党争”,但恰恰是用普布利乌斯所批评的消除党争原因的办法去解决:要么废除政治生活的自由,实行威权统治,要么指望人们平等而统一,扼杀多元。这种情况至今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事实上,无论是重塑中央权力的合法性这一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阿克曼教授认为,《联邦党人文集》最重大的价值就在于提供了一种“永远革命”和“革命的健忘症”之外的解决革命合法性的第三条道路),还是解决中央和地方在体制上的种种矛盾,抑或保障公民人权、促进市场经济、维持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种种目的,普布利乌斯的思想都可以给我们很大启发。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颁布五十周年。“周年”这个词语昭示着在时间的流里对遗忘的主动抗拒,不过,对于法律人而言,这可能只是拨动了我们内心从未停止过的关于“宪法”记忆的琴弦。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虽然明知“它没宪法”(冯象先生语),但又往往怀揣“宪政”的美好梦想。这种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我们宿命般的沉重负担。

 

或者昆德拉的话会让我们感到些许安慰:“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相反,完全没有负担,人变得比大气还轻,愈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现实的存在。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和自由都毫无意义。”

 

昆德拉用小说来抗拒宿命,他在《笑忘书》中通过一个人物说道:“人反对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反对遗忘的斗争。”那么,我们将选择什么和如何选择呢?我们记忆中的伟大的普布利乌斯的思想究竟是“弱者的强武器”抑或只是“弱者的弱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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